
本文首发于南边人物周刊2019年第26期
文 | 本刊记者 欧阳诗蕾 实习记者 聂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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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力
“我想你们是最终来采访的,今后我或许不会再承受采访了,由于我已是一个高龄和高残的人了。”8月,在武汉大学的一栋教授楼里, 86岁的刘道玉在采访完毕后,望着一旁正在搭灯火架的拍摄记者时对我说。
立秋这天,武汉仍在溽暑中,珞珈山上的植物被黄昏的暴雨洗得翠碧。作为我国备受瞩目的教育革新者、武汉大学最有声望的校长,刘道玉从66岁搬进这栋教授楼后,在这儿招待了一拨又一拨从各地来访问的学生、新闻记者与景仰讨教的来访者。
半个多月后,全国各大学又将迎来新一批学生。康复高考现已四十多年,但当今鲜有学生知道我国高等教育康复一致招生的因由。
1977年8月,邓小平亲身掌管教育与科学座谈会。武大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是会议代表之一,但他头两天没有讲话。会议第二天晚,他向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征求定见。作为座谈会秘书长的刘道玉,依据拨乱兴治的需求,主张查全性提出废弃“文革”中大学招生的“十六字政策”,正式康复一致高考。次日上午,查全性在会上慷慨陈词,邓小平当场决议,“看准了的,不能等”。因“文革”阻滞10年的我国高考重启自这年冬季。
2019年8月上旬,两张讣告贴在了刘道玉家楼下的公告栏。其间一张便是查全性。当年的同路人不少已相继离世。我向刘道玉传达81岁的老搭档吴高福的慰劳时,听者喃喃:“本来他搬去北京十多年啦,难怪我好多年都没有见到他了。”他说,“当年兴办新闻系是靠‘两吴’(吴高福和吴肇荣),他们自食其力,四处网络贤才。后来,吴肇荣去了美国,二十多年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如何?”
这样的感念时刻甚少。“我不喜爱陈词滥调,期望你拟定一个新鲜的主题,以便咱们会集在主题上,也以免消耗冤枉的时刻。”他在来访前的通信中写道。采访中,每逢讲到当今教育坏处,刘道玉激动得声响发颤,笔记本上笔迹扭扭曲曲,但写作的思路却明晰。由于患有书写痉挛症,他右手提笔就抖。所以,他在十年前开端用左手写字,每年手录一两万字的读书笔记。
“要蓄力。”身体连续呈现的问题警醒着刘道玉:右耳失聪,视力低下,右手无法书写,身体做了五次手术。他益发珍爱这副身体,日子极有规则,每日坚持走路,迟早自己保健按摩,每日写四五个小时:“由于视力很欠好,所以不再看大部头的书了,我要蓄力,保护视力看最想看的书,写最重要的文章,把所思所想都留存下来。”
但他仍秉承“来者不拒”的信条,以为招待学生和热心教育的人们,是不行推脱的责任。他备有记事本,专供来访者记下名字和联系方法。他想记住每个人的名字,说不定哪一天还有再会面的时机。在咱们写下名字的上两行,两位来访者分别是来自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专业的在读生和来自广西师范大学的1980级学生。
“我已老迈。”人到86岁,刘道玉也没有停步回望终身。他最重视的依然是我国教育的眼下与未来。他益发感到时刻宝贵,退休这些年他花了许多时刻呼喊教育范畴的革新——提出去行政化遴选校长、撤销研讨生免试引荐制等。他说:“我预备从教育的根源开端考虑与写作。”所以,就催生出了《教育问题探津》和《爱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两本书。
赵林是1977年高考考入武大的学生,硕士结业后在武大哲学学院任教至今,在他看来,刘道玉对整个武大的刻画不只在教育质量上,更是在精力层面刻画了一代人:“整个校园管理层也有一种宽恕的情绪。这种宽松的学术气氛,是刘校长奠定的。”
或许这与暴风眼中的人的观感不太相同。
1988年,刘道玉在校内推广革新的时分,遽然被革职了。官方说法是正常换届,但校内革新脚步迈得太大和说话太直,被一些学生和教师以为是刘道玉被革职的主要原因。
采访开端前,刘道玉拿出一张十多年前《南边人物周刊》为他拍照的相片,时刻地址,他都记住清楚,其时他在广州一所高校做讲座,“这是你们拍的。”他把相片放到我面前:“你看啊,这个相片意味着什么?”相片中,刘道玉托颌凝眉,只身坐在空荡荡没有一个人的教室里。
“革新者,孤单者,踽踽独行在荆棘丛生峭壁的攀爬者。”他自答。
开荒
1981年,48岁的刘道玉是怀着一颗忐忑之心承受武汉大校园长的录用的——在他之前的18任武大校长不是学术贤达,便是政界名人,而在任教员工中不少是他的长辈师长。面临这座潜龙伏虎、学派树立的老大学,刘道玉有些忧虑,“要我当校长,一个小小的讲师,与武汉大学的名声和位置相符吗?”
新我国建立前一度是全国重点名校的武汉大学,其时已下滑到全国重点大学末流的水平。在就任伊始和科研座谈会上,他立下“发愤图强,十年雪恨”的誓词。刘道玉使用暑假,登门讨教曩昔的校园领导人、学术权威、各个年龄段的教师,其间也有曩昔对立他的人。武大落后的原因被总结为三点:极“左”路途的搅扰和损坏;学术研讨上“述而不作”的保守思想;用人上的宗派主义。一同,校园没有强有力的科学研讨的支撑系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上世纪80年代,教育同我国的其他范畴相同百废待兴。自80年代初开端,高等教育范畴全面敞开各项革新,包含人事准则、校长责任制、对外学术交流、领导体系、少年班、校园后勤社会化等等。
武大在1951年的院系调整后,只剩下文、史、哲、经、外、图和数、理、化、生等10个系。5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沿袭“苏联形式”,国内的多科综合大学被分化成了文理小综合大学和单科学院。方案经济年代的教育是为出产服务的,倾向于依据出产部门的需求来拟定专业。“专业化教育替代通才教育的结果是学生常识面窄、短少研讨发明才干。”刘道玉说,80年代教育界评论的一大热门是,大学应该培育“专才”仍是“通才”?更重要的是,大学培育出来的、行将刻画这个国家的新一代应该是什么样的?
在刘道玉的回想里,破坏“四人帮”后,虽然许多教育学家、科学家呼吁施行通才教育,但由于实施半个世纪之久的专才教育根深柢固,教育部终究未能下决心革新这种教育准则。但另一方面,刘道玉就任的1981年,教育部建立了研讨生学位准则,科研自此正式成为大学课程的一部分。将研讨活动引入大学,被学者们视为其时我国高教脱离苏联体系的一个信号。
“我履任校长伊始,痛感武大学科陈腐,科学研讨落后,短少学科的带头人,彻底不能适应新的技能革命的需求。”刘道玉回想。接任校长后,刘道玉在调研和考虑的基础上,规划了文、法、理、信、技、管的办学形式,连续对武大的专业进行兼并、新建和重建,先后康复了法令系,新建了新闻学系、法语系、日语系、德语系、金融学系、管帐学系、出书发行系、计算学系、空间物理学系、信息科学与技能系、病毒学系、修建学系、环境科学系等,一个新式的多学科的综合大学逐步构成。
吴高福至今记住切当日期,1983年7月15日,刘道玉把时任武大中文系讲师的他找到办公室,托他筹办新闻系。尔后的建系过程中,吴高福感遭到校长开端告知的两件事十分建瓴高屋,即建系时一要有学科思想,二要在教师部队建设中防止教师学科布景过于单一和“四世同堂”局势。“由于学科本身的包容性很大,并且外延不断生长。建系时我环绕学科建设来调查研讨、安排部队、规划课程,咱们今后从新闻系开展到新闻学院,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吴高福说。
创立新系无异于开荒。第一届新闻系学生要实习时,找不到北京的中央级媒体。学生们视野开阔、思想活泼,却由所以首届,在社会上无人知晓,吴高福感到学生有或许被沉没,便去找校长。刘道玉问了学生的状况,说“你跟我一路上北京吧”,就带着吴高福一同坐火车上北京,一家一家媒体登门访问,《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视电影有关部门……介绍自己的学生们,期望对方能让学生实习。北京的这些媒体接收实习后,学生们再去其他地方请求实习,就更简单了。
“刘道玉校长总是把办学的事当作最重要的事,全部为了学生,那时咱们都觉得校长太不幸了,他真实太忙了。”吴高福回想,开新闻拍摄课需求设备,而其时财务紧缺的武大十分难支款,最终是校长亲身和校园的设备处处长申报才得以处理。吴高福着重自己在武大革新中仅仅个小角色,办学遇到窘境时,他往往找校长:“校长从未推诿,什么问题找他,都会给你答复、处理。”
新闻系仅仅武大新建系中的一个。那时期,校内各级作业人员、教师和学生,遇到无法处理的事就直接找校长,许多人在刘道玉回家路上堵他,从家到办公室的十几分钟,他往往要走半个到一个小时。1985年,作家祖慰在长篇报导文学《刘道玉晶核》中写到一个细节:其时的校宣传部长晚上去刘道玉家中汇报作业时,发现自己是到访的第16批后,“啊”了一声便告辞。
其时武大师生将刘道玉称为武大的“晶核”。这份凝聚力,不只由于他的才智和气魄。“即便十分忙,他还常常一个人去看望校园里的老教师和年青教师,问专业状况,寻求主张。他不是偶尔一天做个姿态,武大这么大,都是他天长日久、一个人不间断地登门访问。”吴高福表明,他和搭档们其时都“很不幸咱们的校长”。重劳之下,刘道玉堆集下了萎缩性胃炎、胆结石等多种慢性病。
“校长十分严厉,咱们也不敢大意,由于校长记忆力特别好,不然他问你什么作业你都不知道。”当年一同在武大“开荒”的人已至耄耋之年,谈及刘道玉和80年代的武大,吴高福流露出纯真的神态:“其时《人民日报》在录用的新闻中就说,咱们的刘校长是我国大学中最年青的校长,也是新我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个重点大学的校长。”
实际上,连当事人也是看新闻才知道录用的告知。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导了国务院对武汉大校园长的录用——这种不好当事人吹风,直接新闻先发布的流程也和刘道玉“有违常理”的风格有关。连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录用,也是先以“选调”之名把刘道玉请到北京。
革新
赵林第一次见刘道玉是在校内的多学科评论会上。“超级计算机”“生物变异新观”“黑洞是什么”“罢免权浅议”……评论会的论题一应俱全,每周三1次,任何学生都能够参加,校长也不破例。其时,校内对多学科评论会持贬低斥责定见的大有人在,称之为“狂人会”“吹牛皮会”,校长便以担任多学科评论会名誉会长的方法,事必躬亲地表明支撑。
刘道玉以为,革新是寒酸立新,不寒酸便不能革新。在调查研讨的基础上,刘道玉把革新教育准则作为突破口,他以为教育准则既是决议培育合格人才的要害,又是创立大学特性和特征的重要措施。武大首先在全国试行学分制、主辅修制、常半生制、双学位制、自在转学制、导师制等。霎时刻,武汉大学学术习尚面目一新,师生的教育与研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高等教育需求让受教育者挑选自在地生长,而不是把他们当成一个原材料。”刘道玉在其时提出了这点,并在武大办了特征班。除了其时最有名的培育了许多作家的作家班,拍摄班也是特征班之一。没有暗室,正常的拍摄教育就不能进行,吴高福带人将新闻系地点办公楼的一个公共厕所改形成一间暗室。
武大1977级生傅红春是在学分制座谈会上接触到刘道玉的。武大在我国大陆首先推广学分制,傅红春介绍,武大的学分能够跨专业选修,不只答应学习好的学生多选课,还答应修满学分的学生提早结业,这打破了学年制的约束。武大学分制最终开展到武汉七所高校间能够跨校选课。和我一同采访刘道玉的拍摄记者任勇便是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他在本科时选了武大法令专业的课程。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以为,“刘道玉的革新在教育方面获得好的作用,主要是学分制、灵敏的转专业准则,这些都是比较超前的。”
刘道玉在校推广的革新触及教育准则、教育内容、管理准则的各个方面。这些革新领习尚之先,拉开了我国高教革新的前奏。许多高校纷繁开端学习武大的一系列现代高校教育准则和管理形式。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系革新的决议》出台,整个我国的教育体系革新全面发动。虽然在师生的团体回想中,整个校内的教育革新如此顺利,但即便在多年之后谈起,刘道玉也难免供认“革新的难度仍是很大的”,其时在校内推广的革新中,有些他没有向上面打报告,以为这是校长的权利和责任地点。另一方面,革新的推广在教师层面也遭到阻力,“他们诉苦我相信学生太多了”,刘道玉喃喃,“教师非难我、骂我的也不少。”
“刘道玉不光有才智,还有勇气和气魄,许多人当校长便是为了自己当官,只想着讨上面的喜爱。可是我国的前进、许多问题的处理需求有刘道玉这样的人。”在傅红春看来,开端刘道玉为此受了不少误解和冤枉。
“校长应该是一位教育家,为教育不遗余力。具有风仪、魅力,这种个人人格魅力不是现在随意讲几句网语就能够了的。”吴高福说。受访的数位武大师生表明,刘道玉对教育的爱是具象的,他心系家国,关怀教师和学生的个别命运,而非空洞地脱离对个其他爱谈爱的教育。
1985年,赵林研讨生临结业的一场活动上,刘道玉走到他周围,说自己从另一位经济系的同学那里得知,由于大学时参加了一场关于自在的评论,考上武大哲学系的他被拒收,转到了武大历史系。刘道玉特地来和赵林抱歉,觉得自己渎职,让学生遭到了冤枉。“实际上这跟他彻底不要紧,我考研时他都不是校长。这件事还不是我和他提的,他从其他同学那里听来,竟特地来抱歉,并且他不停步于此,他期望有弥补的方法,让我能从事我喜爱的作业。”赵林回想,其时接近结业,他对未来也没有太多主意,无所谓分配去哪里、做什么作业,但由于刘道玉的争夺,他至今能够在武大教学、研讨他宠爱的哲学。
“刘道玉一个很大特色便是爱学生,这种爱不单是在他的责任和权限之内,许多时分是超出了他的权限。许多人的事都不是在校长的权限规模内能处理的,但刘道玉会为了一个学生、一个教师,专门找省委书记、找教育部长去倾诉、争夺。”
在傅红春看来,刘道玉十分尊重师生们的个人志愿,关怀他们的个人命运。傅红春想脱离武大教务处去读博士时,虽然刘道玉说这打乱了他的布置,但他仍支撑傅去读博士。
而很少有学生知道,为师生个人开展而奔走的校长,终身都在年代潮流和国家毅力的方向中前行。少年刘道玉家境贫寒。从初中起,刘道玉便巴望成为一名诺贝尔式的发明家。大学的六个寒暑,他没回过家,英语是拿俄文教材来学的。青年刘道玉心潮澎湃:“通向科学发明发明的路途荆棘丛生,只要那些不辞劳怨、不畏艰难和勇于攀爬的人,才有或许抵达光芒的极点。”
鼓呼
“由于录用校长后我就没有实验室了,失掉了一个能够成为科学家的舞台。”近四十年后的一个酷热上午,武大校南三楼的屋子里,刘道玉笔挺背,坐在沙发上回想道:“我就进行了思想的转化,从我自己想成为诺贝尔奖的发明家,转化成培育更多得到诺贝尔奖的学生。”
耳顺之年,刘道玉才敢说对自己有根本的了解。“既有节俭、独立、爱思、求变的长处,又有胆大、自傲、轻信、抗上(当然不是对一切的领导都如此)的缺陷。”他自省,“到了后期,费事不断,好像被整个笼罩在失落之中”:曾宣布过有争议或有误的文章,办过傻事或错事,上过当受过骗。耄耋之年,讲起那些往事,刘道玉暗示我不必再说了,并以此总结自己:“我是一个求新求变求异的抱负主义者。”
和录用告知来得相同匆促,1988年新年前三天,教育部对刘道玉的革职告知下达。被革职的前一天,刘道玉还在物理系调研,想拟定第二个五年革新方案。至今仅有让他惋惜的是“课程体系的革新”没有推广,“革新方案的中心便是课程体系的革新。这也是我最大的惋惜,但实施的难度也是很大的。”
陈家宽1979年进武大读硕士。在陈的回想中,刘道玉卸职后,“他从前车水马龙的家后来没人去了。他看到人情冷暖,但他很漠然。”
1997年,陈家宽从武大植物分类研讨室离任,去复旦大学任教。刘道玉夫妻俩特地登门,上六楼的陈家宽家里来送行。“假如其时他不同意我走,款留我……他不是说你不要走、你留在武大。他有一种大局观和家国情怀。”陈家宽觉得自己遭到刘道玉的深刻影响:“他是我终身的榜样。我不会告知他我有什么成果,我做的答卷不要写给他看,而是写在国家的历史进程里,这是我的价值观。不然多么浅陋啊。”
退任校长后,刘道玉仍是割舍不下教育。从90年代初开端,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向大众化、由传统向现代化、由粗放向集约型改变。在获得很大成果的一同,教育革新滞缓、教育质量下滑、教育评估造假、研讨生教育异化、铺张浪费成风、学术抄袭剽窃等状况频发。看到教育存在的坏处,刘道玉不得不“鼓呼”。2008年,他在武大做了一场讲演,指出“我国需求一场教育体系革新”,我国教育在阅历高速开展后需求一段时刻的调整。尔后,刘道玉又在媒体宣布文章,建言教改,期望国家能有所考虑。
60岁以来,刘道玉共出书23本作品,宣布文章五百多篇,他从各个层面分析教育问题:痛陈我国教育的坏处,并力求找到战胜教育坏处的方法。
不少教育实践者前来看望。2009年10月,朱清时赴南边科技大学任校长前来访问刘道玉,想和他讨论我国教育的新路。后来朱清时实施自主招生、自主颁布文凭和学位,坚持几年后卸职。刘道玉点评说:“他做了个人量力而行的测验,也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
采访接近完毕,刘道玉遽然开口:“我最对不住的便是我的夫人刘高伟,你之前问我对谁有过内疚,便是她。”十多年前承受《南边人物周刊》采访时,他说自己终身没有后悔过,最困难时都没失眠过一次。“但革职今后,我夫人痛哭一场,让我很心痛。我夫人与我同姓、同原籍、同班、同专业、同志趣、搭档、情投意合、同甘苦共患难。我任校长后,她没得过任何优点,反而受了许多窝囊气。她为我失掉的太多,但她从没有怨言。”
“我终身阅历了太多风波,风暴中的人已是临危不惧了,她是岸上张望的人,洪水滔天,全打到了她身上。”刘道玉说。“文革”中,刘道玉多次被游街示众,有时伤痕累累,妻子边哭边给他清洗、敷药、包扎创伤。他们彼此鼓舞坚持到曙光降临。
说话时,刘道玉望着妻子歇息的屋子。6月下旬,他才陪住院的妻子出院。“我要好好的照料她。”刘道玉说,“她是我的精力支柱,而我是她的拐棍,咱们同舟共济,相濡以沫。2021年元旦是咱们钻石婚,咱们将以最俭朴的方法留念这个日子。她患多种慢性病,现已卧床三年多了,但咱们都挺过来了。”
这些年,刘道玉收到了五千多封来自师生的函件。他左耳戴着半透明的助听器,有必要靠近他左耳大声说话,他才干听清。他也开端用微信,微信名是曾经同学们给他起的亲热的“刘道”。朋友圈里的仅有内容是他为亦师亦友的历史学家刘绪贻写的讣文《他发明了奇观——悲痛吊唁刘绪贻先生》。
窗外树冠茂盛,武大踞山而建。从20岁入读武大以来,除了两次时间短的脱离,刘道玉就没有脱离过珞珈山。离刘道玉居所不远,便是他读书时李达校长的新居。在武大的校长栏介绍上,有张之洞,有李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