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人凤谈祖父张元济他安排编写的教科书何故流行全国

原标题：张人凤谈祖父张元济：他安排编写的教科书何故流行全国

【编者按】

张元济先生（号菊生，1867—1959）是近代我国出书业的奠基人，一生从事古籍的收集、收拾、校勘和出书作业。他仍是上海市文史研讨馆首任馆长，张元济、张树年、张人凤祖孙三代人均为上海文史研讨馆官员，该馆菊生堂便是为留念张元济先生而建立的会议室。

近来上海市文史研讨馆和上海辞书出书社在文史馆菊生堂联合举行《张元济研讨文集·续编》座谈会，张元济嫡孙、《张元济研讨文集·续编》作者张人凤，上海市文史研讨馆的学者专家及上海辞书出书社出书代表等到会了座谈会。

张人凤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张元济先生生平、作业、思维的研讨，以及商务印书馆馆史、我国近代出书史的研讨。他此前的一批研讨效果已出书《张元济研讨文集》、《张元济全集补编》，而辑入本书的论文、回想文章和资料评介是其2007年往后的首要研讨效果，命名为“文集续编”。该书系上海文史馆馆员著作系列之一。

张元济掌管商务印书馆时期，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开展成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书企业；他安排编写的《最新教科书》流行全国，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创始性的含义。“他是有志向的，去商务印书馆并不是为了挣钱，首要是期望遍及教育的思维能够通过商务印书馆得到完成。公然他投身到商务往后，新出的教科书一炮打响。”张人凤说。

张人凤在《商务印书馆版教科书和张元济的教育理念》一文中探讨了商务版教科书成功的原因，以及张元济的教育理念，汹涌新闻经授权宣布节选。

《张元济研讨文集·续编》

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出书了《最新教科书》，这是我国进入近代以来榜首套完善的、成功的教科书。这套教科书依照政府规则的学制，按学年、学期，分学科编纂，还配有相应的教育参考书，即《教授法》。它的出书，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里程碑含义。它直接推动了我国废弃科举制度前后新式校园教育的蓬勃开展；又在我国出书史上成为一项具有非常重要价值百科的出书效果，不只为商务印书馆尔后三十年迅猛开展奠定了经济和社会知名度的根底，也为后来几十年间我国教科书编纂出书供给了模范。

国际进入近代以来，各国政府对教育都比较注重并加强了办理。其系统一般由政府（或社会）拟定学制，规则各级各类校园的安排系统和课程设置、学习年限等，并设定教育意图，即提出对受教育者在质量和标准上的整体要求。在此前提下，进一步规则各门学科的教育大纲、教育方案，一起编写教科书。这是一个完好的系统工程，各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行，既亲近干系，又彼此搀和。教科书是其间最为根底的一环，它既是学生学习的首要资料，又是教师教育的根据；它不是一本科学研讨的专著，但内容有必要科学、实在、正确，对现有的常识效果进行概括概括和系统阐述。它还有必要遵守各门学科的教育大纲，其内容既属根底性，又具年代性。形式上还要坚持字体、插图、版面的漂亮。教科书是学生从童蒙开端，在教师引领协助下，登上常识殿堂的阶梯，假如编写妥当，则教与学两方面都能够取得较高成效，反之，教师和学生会感到疲惫、厌烦而收效式微。因为教科书联系每一个学生，对学生常识结构和质量培育以及他们国际观、人生观、价值百科观的构成极具含义，其影响既面宽而又深化。它有着刻画学生未来，因而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奠基性功能。因而，教科书是影响国民素质和国家出路的一项根底性工程。

正是有鉴于教科书的重要性，因而对教科书的编纂者及其出书作业的掌管人，有着极高的质量要求。除了对各学科的基本常识的科学、正确的知道、熟谙和掌握之外，应该具有对教育科学的深化了解和认知，对教育规则、学生学习心思的认知，也有必要了解一起期外部国际教育科学开展进程及其前沿性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掌管人有必要具有为国家的开展和强盛有职责担任的质量和志向，对教育在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中起着决议性效果有充沛的了解和深化的知道，对通过他的团队编纂的教科书所培育的不计其数学子往后会生成怎样的社会中坚集体具有想象和预见。

有幸的是，这样一批有识之士呈现和集合在了商务印书馆。先是夏瑞芳在业务中结识了任南洋公学译书院总校兼代理院事的张元济，夏表明晰想在印刷厂根底上开展出书业的意向，并请张为之掌管。“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搀扶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 张元济早在1901年就表明晰他对教育的观点：“国民教育之旨便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取深邃，但求能知处今国际所不行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未有不为人奴，不就消除者也。” 他应夏瑞芳之邀，于光绪二十八年末辞去南洋公学职务，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正式参加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长，“余既受商务印书馆编译之职，一起高梦旦、蔡孑民、蒋竹庄诸子咸来相助。” 高梦旦在日本调查教育，以为“日本所以昌盛之由，端在教育，而教育底子在小学”。 蔡元培除了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外，还有丰厚的兴办新式校园的实践经历，在哲学、道德学方面著译颇丰，且此刻已在我国走向共和的革新道路上迈开了脚步。蒋维乔也是一位热衷于新式教育且有实践教育经历的教育作业者。此外，庄俞、杜亚泉，以及任馆外修改的伍光建、夏曾佑等，都成了编译所的骨干力量。通过他们共同尽力，《最新教科书》面世之后，取得了极好的名誉和骄人的市场占有率。尔后，商务几十年间有多部成功的教科书在不同的前史时期相继面世，更为年青的编纂人也不断涌现。但是贯穿在商务版教科书中，由张元济创始的教育理念，却被传承下来，这些理念经得起前史的查验，被今天出书史、教育史专家所必定。

以下就笔者的见地，列出六项商务版教科书反映出来张元济和他的编纂团队所具有的教育理念。

张元济

一、自主

1903到1904年，近现代教科书在我国开端大规模呈现的前夜，没有现成的样板，尽管已经有了南洋公学陈懋治等人自编的《蒙学讲义》和文明书局的《蒙学读本全书》，但后来与商务《最新教科书》相较之下，他们只能退而居其次。那么能不能从国外引入已有的成功形式？张元济早在参加商务编译所之前，就有清晰的定见表述：“勿表讲究西学之名”，“勿以洋文为常课”，“勿以外人掌管学事”，“勿沿袭洋人讲义”，“勿滥派游学” 。其间“勿沿袭洋人讲义”称：“童子于入学之始，脑质空灵，先入一误，一向难拔。不管洋文读本宜自编纂，即华文教科书各教会书院所刊者，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否亦取径迥别，与中学绝无关合，愚意均不行用。最上速自译编，其次则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校订，虽未必佳，而流弊要较少矣。” 这倒如同预见自己日后将投身教科书编纂作业而先立下了规则。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建立之后，即把留意力集中于教科书，开端时先有编纂蒙学读本之方案。关于蒙学读本最早的文献资料记载是蒋维乔1903年6月22日日记 ，但是到这一年末，蒙学讲义并没有定稿。1904年1月5日编译所第6次会议上，与商务合资的日本金港堂主人原亮三郎说：“小学读本及续编蒙学读本由数人具稿，并可选用日本成书资料及支那古人文章之合适者，其搜辑编次之事由张君总其任，与长尾谈判。” 也就是说，原亮三郎给出了小学教科书的形式，照日本成例，恰当参加我国古代故事，并指定此事由张元济筹办。后来作业的开展没有违拗原亮三郎的思路，两个星期后的1月18日，张元济通过深化的分析研讨，决议不采纳日本现成教科书的形式，本来已编的蒙学讲义也要推倒重来。是日上午，他去对蒋维乔说：“蒙学读本，东西方各国考定者，皆以笔划繁简定浅深，已编之稿须将榜首编重编。” 接下去，张、蒋、高及两位日本合作者开端圆桌会议，评论编纂准则，有关内容多篇论文都有引述，本文不再赘言。总归，《最新教科书》的出书，非常好地反映了张元济及其编纂团队从他们一起步就构成了自主编订教科书的理念。

二、遍及和公正

张元济说过：“今设书院，当以使人理解为榜首义。……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 这是教育公正的理念。因为他不是政府主管教育行政的官员，手中没有掌握去推广这种理念的权力，他只能在他从事的教科书出书这项作业中去尽力实践。举一个比如：女子教育，在封建年代，女子被掠夺了受教育的权力，连癸卯学制都还未能把女子教育列入正式的教育系统，直到1907年，清政府才有《女子小书院规章》和《女子师范书院规章》。就在这一年，商务立刻出书了《初等小书院用女子教科书》。尽管其时受限于男女分校，但这套教科书大大地助力了女子小书院的开展。书中有《缠足之害》一课，说道：

卫生之道，运动为上，缠足则艰于行路矣。持家之道，勤劳为上，缠足则惮于操作矣。由是身体日弱，家事日废，其损害责难知也。

光绪二十七年，特颁明诏，制止缠足，至今其风稍戢也。

既痛斥缠足之弊害，又看到清末禁缠足之社会前进，正是合适女子教科书的好选题。

另一个比如是商务印书馆非常注重南洋华裔子弟的教育。张元济1906年到北京拜见清政府学部侍郎严修时就请他注重南洋华裔子弟的教育。商务印书馆在尔后的数十年间，也一向传承这一理念。20世纪初，跟着国内停罢科举，兴办新式校园，南洋华裔子弟教育也简直同步从设在宗祠、寺庙内的私塾、书院转向新式校园，大多选用了国内相同的商务版教科书。1930年代初，当地政府加强了对华校教科书的检查，一起也为了更好地为华裔子弟服务，商务在1930年代初开端编写南洋版教科书。现存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内最早的南洋版教科书是《南洋国语教科书》 （初级小学第二册），版权页署“民国21年6月国难后榜首版”，它直接证明晰1932年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本侵略军摧毁之前，就已有了南洋版教科书，仅仅“国难前”的版别现在尚未能找到。随后，商务又出书了南洋版《复兴教科书》，比如南洋群岛为什么没有四季改变 （《天然》），南洋诸岛的面积 （《地舆》），南洋各国的前史 （《前史》），南洋各国钱银换算 （《算术》）等具有南洋特征的内容非常丰厚。这些教科书都在香港厂印刷后直接销往南洋。

以上两则，以及1907年为习惯遥远、贫困地区办学需求而出书的简明、简易两种教科书，能看到张元济和商务编译所诸君，目光不限制于少数精英，而是面向遥远贫困地区学生、女生、华裔子弟等人数许多的板块，为教育遍及和公正尽了最大的尽力。

三、以人为本和品质培育

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对受教育者的品质培育和常识教授，二者不行或缺。在我国民间传统文明中，对品质培育尤为垂青。《最新教科书》在《修改初等高级小书院国文教科书缘起》中，开宗明义，指出“凡关于立身如私德公德及饮食衣服言语动作卫生体操等、居家如孝亲敬长慈幼及洒扫应对等、处世如结交为人处世及爱国等，以致业务浅显之理由如地理地舆地文动物植物书面考试生理化学及前史政法武备等，皆萃于此书。其有为吾国之特征如开化最早人口最多及古圣贤之嘉言懿行等，则竭力表章之；吾国之弊俗如拘忌迷信及缠足鸦片等，则竭力纠正之，以期社会之前进改进。” 足见编纂者编纂国文教科书，不只要使学生学会语文常识，一起要让孩子们学会最少的为人处世之道，学会将来长大成人后有必要具有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也从入学之初即留意到了对学生正确国际观的培育。这都是“怎样做人”的教育，很好的反映出了张元济和编纂者们不是把受教育者看作只会吸收常识的留声机或摄录设备，而是首先把他们看作有独立品质的人，清晰要从小培育他们成为能在社会上安身的人。这就非常清晰地反映出张元济团队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商务版教科书中，对学生爱国思维的教育培育尤为注重。1912年6月至8月出书的《高级小学用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一套六册，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其修改粗心就有“表章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示国民之爱国心” 一项。直到1932年“国难”后，国家民族的危亡知道非常杰出，商务版《复兴教科书》对爱国教育更为侧重。《小学复兴国语教科书》修改粗心中有“辅导儿童从阅览有关国家民族的文艺中，激起其救国求生存的知道和心情” 一项。《共和国教科书》第四册，即小学二年级下，学生识字不多的情况下，就有课文：

中华，我国之国名也。自我远祖以来，居所以，衣所以，食所以。世世相传，以及于我。我为中华之人，岂可不爱我国耶。

其他如通过国旗、国土、文字、言语、武备常识、前史上的英雄人物故事等来培育学生爱国知道的课文许多。

国文讲义中对学生质量养成直接有关的课文不少，有些选用古人嘉言懿行，有的则是简明说理，使学生在学习言语文字过程中耳濡目染。以下两课课文分别是叙述尊师和节省：

路遇先生

余儿行路中，遇先生，鞠躬行礼，正立路旁。先生有命，儿敬听之，先生有问，又敬答之。俟先生去，然后走。人皆称为知礼。

贾易

贾易七岁失怙，其母彭氏纺织以自养，令易入学读书，有时与以钱，为果饵之费。易不忍用，积得百钱，仍以还母。

商务版教科书融汇德育教育，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从家庭道德，个人日常日子细节下手，从而推及坚韧、信义、遵法等，步步深化。其《修身教科书》，则彻底是讲品质、道德的养成。这是我国民间传统文明之精华融入近现代教科书之模范。

四、兼容中西

我国进入近代，对外部国际的了解的必要性逐渐为社会所知道，而维新派人士则是起着这方面的引领效果。商务编译地点教科书内介绍西方文明，无疑是抢先的，脚步也不行谓不大，其实他们的起步，比后来轰轰烈烈的新文明运动早了十几年。清政府壬寅和癸卯两个学制本身在我国教育史上能够说是革新性的，简直彻底是选用了西方的教育系统，而商务当即紧随，编出《最新教科书》，也正是张元济等人敏捷体会和承受这个新教育系统的反映，也是他们斗胆地付诸实践后的效果。《最新教科书》和《共和国教科书》中，介绍西方优异文明的课文也许多，试举两例：

汽机

英人瓦特少时见壶中水沸，壶盖自开，怪而求其故，始知沸水化汽，其力甚大。遂因其理创制汽机。其制有锅炉、有汽筒，有机轮，锅中煮水，通汽于筒，激动其机，则轮自旋转。汽力愈大，轮转愈速。今天工厂、舟车均利用之。

时辰钟

在解说完时钟后有以下一段课文：

吾闻英人最重时刻，凡一举一动，莫不严守规则之时刻，故成功既多，而精力不疲。我国则否则，饮食卧起，率无守时，操业上任，作辍无常……时辰钟一小器耳，观于用器之人，能够觇文明之高低矣。

此外，如《伊索寓言》故事，也已经在1904年编的教科书中呈现。后来，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编纂的《最新高级小学国文教科书》中，就有介绍英国人司替芬孙研发蒸汽火车，国际博览会，鲁滨孙漂流记以及外国风景名胜等多篇。

张元济兼容中西的教育理念，把受教育者置于国际之中，拓展其视界，使其从小就了解我国之外的外部国际，这一理念一开端就得到了很好地发挥。但是，他是有标准和底线的。“必学为我国人，不学为外国人”，“吾之意在欲取欧美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述，而振新吾国民之精力。” 张元济有据守中华文明的定力，他吸收西方文明是为了丰厚中华文明，开展中华文明，而不是用它来替代中华文明。这一理念在他掌管编纂的商务版教科书中得到很好的表现和反映。

五、科学性

张元济教育观中的科学性，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作业有必要契合教育科学的规则；二是教育内容有必要是科学的，他特别发起其时在我国还非常落后的天然科学。此两者在商务版教科书中都得到反映。

《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修改缘起中指出：“我国仿西法设书院，迄今几四十年而无明效大验者，弊在不知遍及教育原理，无小学以立之基，无国文以植其本，贸贸然遽授以崇高学术、外国文字，虽以适救时之用，而杂乱无章，得不偿失，所以行之数十年而不得大收其效也。” 张元济与编译所诸君经反复研讨，都以为“我国文字无字母，无化名，笔画较繁，最难限制” ，这在国文课最难掌握。他们坚持由浅入深的教育原理，讲过探索，做到榜首册呈现的生字“榜首课至第六课，限制六画；第七课至第十五课，限制十画；全册限制十二画。间有十余字过十二画者，皆甚习用之字，且列于三十课往后” 。笔者做过核算，榜首册呈现的汉字，均匀笔画数为8.0笔，这在繁体字年代应以为是比较少的。《国文》榜首册编写过程中，编纂者留意到每课课文的字数从榜首至四课每半课四字开端，往后逐渐增多；艰深、偏僻之字及儿童很少听到过的字，一概不予采入；德育和智育方面的选材，都选用儿童家庭、校园常见的事物，乃至讲到花草景象，都要与学期、教育进度的时刻相配合；书中配有很多插图，足以引起学生的爱好。这一切都契合学生认知心思。假如编纂人没有科学性理念，就不会尊重教育科学，不会去了解、知道、领会学生学习心思的规则，更不会在编纂过程中不时处处采纳必要和有用的办法，以臻出书物之完善。

《最新初等小学笔算教科书》修改粗心说，我国古代有六年授教之说，但没有定时，后来对数学就略而不讲，这就造成了人们虽已成年，却不明白加减乘除为何物的情况，小则日常日子中核算困难，大则丈量、地理无从措手。“我国民智识卑陋，此亦其一原因也” ，对我国老式教育中重文轻理的常识结构提出批评。《最新教科书》数学、天然科学各学科教科书彻底，《最新中学教科书》中的《植物学》和《生理学》（亚泉学馆撰写）、《代数学》（谢洪赉编）、《热学》和《磁学》（伍光建编纂），在1903年至1905年间连续出书，这在我国近代理科教科书出书史上也是一批重要的效果。即便在《初小国文》教科书中，也有不少介绍其时最先进科技效果如电话、电报、蒸汽火车等的课文。

六、与时俱进

跟着年代演化、社会前进，教育科学、教育作业包含教科书编纂出书，有必要做到与时俱进，相反若故步自封，则必将使作业阻滞和夭亡。商务印书馆的魂灵人物张元济深谙此理，而反映在商务版教科书的编纂出书史上，是很明显的，这一理念后来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商务编译所建立之始及这以后的数十年，我国社会正处于大的转型期。《最新教科书》取得空前的成功之后，到1911年便走到了止境。1912年头按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指令做了一些修订之后，集中力量在1912年年中推出整套《共和国教科书》，这是商务版教科书史上第二部大型的、课目掩盖彻底的教科书。它不只主旨合适于共和，文字也趋浅显，如《共和国新国文》榜首册榜首课至第三课把本来《最新》版的“天、地、日、月”变成了“人、手、足、刀、尺” 。这套讲义一向沿袭到1920年代。

1915年鼓起的新文明运动，对商务版教科书的开展影响很大，商务也习惯局势的开展，在1919年8月出书了由庄适编纂、黎锦熙等校订的《新体国语教科书》，并逐渐推及各学科。这儿关键在于把“国文”改为“国语”，成为我国最早的文言文教科书。从文言到文言是一个巨大的转机，不能一蹴即至。早在1916年7月22日，张元济就“与梦旦谈修改《国文》事，前四册可用语体” 。1917年2月4日张元济与高梦旦、庄俞、庄适等谈话中，说：“《国文》主张先编言文一致者若干…… （《前史》）不叙年代，仿外国演剧体。” 3月12日“托陈筱庄访能编文言书人材” 。可见商务采纳了稳步渐进的作业方式，起步早，而又不急于求成，几年的堆集，成果了文言文教科书出书史上的冠军。1920年出书的《新法教科书》取得了前进，其《国语》编纂者有钱基博、黎锦熙、朱经农、周予平等名家，课文更为通俗易懂，靠近儿童日子。1923年2月商务版《新学制教科书》是为习惯政府改用模仿美国“六三三”学制的新学制而编纂的，亦是商务版教科书中颇有影响的一部。威望学者吴研因、王云五、高梦旦、朱经农等46人参加编纂。今举其《国文》第四册第五十课《何时好》课文为例：

何时好，春天早晨好。看不厌，听不了，园里鲜花树上鸟。何时好，夏天早晨好。月光淡，星光小，绿柳枝头风袅袅。何时好，秋天早晨好。叶半红，花半老，点点露水霑百草。何时好，冬季早晨好。雪在山，冰在沼，满瓦霜斑白皓皓。

此刻张元济、高梦旦已退居二线，王云五掌管编译所，编纂人团队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更新。课文中生动活泼的文言，朗朗上口，风格与《最新》、《共和》大不相同，而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却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诸君的教育理念，是从他们关怀国家出路命运动身，根据对教育在其间的底子效果的认知，通过多年对教育的调查、考虑、研讨甚或实践而得出的，是他们对教育价值百科取向、教育主旨、教育意图等的一种倾向性的观念。他们的职务是编译，因而也只能限制在教科书编纂，而不行能在办学、教育理论研讨等方面得到反映。但是，正是因为他们具有建瓴高屋式的理念作为作业的辅导，才终究取得了半个世纪商务教科书编纂出书的年代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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