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的成都年月华西坝版的西南联大

全面抗战开端后，华西协和大学连续接收了西迁而来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齐鲁大学。1939年4月，全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在香港举办校长联席会议，抉择战时实施联合办学。这四校“虽分四校，实则合作为一”。

本刊记者/宋春丹

蔡公期一路流离失所抵达成都的那天，刚好是1942年的阴历八月十五。

他拎着脸盆、网兜，一路探问，找到了燕京大学男生宿舍地点的何公巷1号，即成都文庙。文庙前有两棵参天的大桂花树，其时开得正好，浓香潇洒。从此，他终身都对桂花有特别的爱情。

几天之后的10月1日，因太平洋战争迸发而被侵华日军关闭的北平燕京大学正式在成都复学。这所大学与在成都复学的别的四所教会大学一同，被称为华西坝“ Big Five”，成果了相似西南联大的战时教育奇观。

燕园“孤岛”

1941年的燕京大学，如华北沦陷区中的“孤岛”。

193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立大学纷繁内迁。燕大是美国教会办的，日本和美国没有直接抵触，司徒雷登挑选在北平持续办学，“为华北的广大青年供给一片自在肄业的净土”。以往挂着中华民国国旗或燕大校旗的高高旗杆上，升起了美国国旗。

1941年秋，不满18岁的新闻系重生张澍智第一次置身其时有“贵族校园”之称的燕园，只见周围湖光塔影，小径弯曲，绿杨垂柳，草坪如茵，感觉无比震慑。

9月2日黄昏，入学第二天，399名重生在临湖轩草坪上调集，与校长司徒雷登及各学院院长握手。本年97岁的张澍智告知《我国新闻周刊》，觉得这一刻像签了一份“契约”，让她终身对燕大有了归属感。

开学不久，一张“重生十诫”赫然贴出：“不许高视阔步，不许狗血喷头，不许说方言，不许男生穿西装打领带，不许奇装异服，不许瞻前顾后，不许卖弄风骚，不许得意忘形，不许胡套近乎，不许顾影自怜，不许面目可憎，不许言语庸俗。”如有违者，会被“拖尸”（toss）。

这是老生给重生的下马威。违背“十诫”的重生会被抡三下，当众扔进西校门邻近一个齐腰深的水池。拖人者都是曩昔的被拖者，多为“闹将”。后成为耶鲁大学教授的费景汉就曾被扔进湖中。老生们“拖尸”时会事前播送，引人围观，锣鼓喧天而来，称心如意而去。张澍智只怕有犯，只敢穿蓝布褂，走路垂头，目不斜视。

第二周，一切一年级女生都被女体育教师招集到女生体育馆，脱光衣服，顺次站在一面大镜前，每人拍一张单人全身旁边面像。女生们满心惊慌，却不敢提出异议。两天后，体育馆门口发布了一张名单，每个人的形体都被打出分数，依据分数分班上体育课，如斜肩驼背者上矫形课。张澍智被分在Rhythm（韵律舞蹈）班。

除了国文课，其他科的参考书都是英文原版书。经济学概论、地质、室内装饰、心理卫生、音乐欣赏、我国戏剧小说等选修课都让张澍智大开眼界。按燕大校规，体育不及格就被开除，没人敢旷课，时刻久了，她也喜爱上了体育。

每天清晨，她抱着书本，踏着两排松柏间的小路走向教室，美好而充分。她没想到，这样的韶光只持续了三个月。

12月7日，日军狙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迸发。8日晨，张澍智的地质课刚开端十几分钟，教室门被几个日本兵推开，一切人被指令去礼堂调集。

白发苍苍的美国老教授没有理睬，持续讲课。讲完后，他卷起那幅挂在黑板上的地图，说：“同学们，多珍重， 再见了！”他站在讲台上，静静目送每一个学生走出教室。

悉数美籍教职员都作为战俘被捕，陆志韦、赵紫宸、张东荪等十余名我国师生也先后被拘捕。司徒雷登其时出差天津，也随即被捕。

校园被封，校园被征作日军疗养院，学生们四处流散。

张澍智被日本人和伪派出所逼迫转学到伪“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该校已于1937年西迁，参加组成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学习音乐，十分不甘愿地去报了到。

华西坝

燕大被封的音讯传来，后方群情激愤。

燕大文学院院长梅贻宝（梅贻琦之弟）在回想录中记叙，1942年2月，燕大暂时校董会共同抉择在后方复校，他被推举为预备处主任。

一开端，暂时校董会考虑在重庆或兰州复校。犹豫不定时，聚集在成都的四所基督教大学联名向燕大发出了约请。

全面抗战开端后，华西协和大学连续接收了西迁而来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齐鲁大学。1939年4月，全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在香港举办校长联席会议，抉择战时实施联合办学。这四校“虽分四校，实则合作为一”。

梅贻宝闻讯前往接洽，当地礼遇有加。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尤为支撑，校址终究定在成都。

东道主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的前身）坐落成都锦江南岸，占地宽广，面积千亩，被称为“华西坝”。英国修建大师弗烈特·荣杜易规划了贵格修建风格、中西合璧的华西坝修建群。

因这儿已聚集了四所大学，人满为患，燕大只能在步行20分钟的陕西街，以月租2000元租用了华美中学以及与之毗邻的启华小学（其时成都市中小学生都分散到了外县）作为校舍。华美中学成为了燕大的工作和教育用房以及女生宿舍，启华小学用作教员宿舍，邻近的文庙则用作男生宿舍和独身男教员的宿舍。

其时教育部下发一部分战时教育经费，但远远不够。梅贻宝发起了千万基金募捐运动，将募得资金的一部分终究兑换了3万多美元，这也是一笔不小的经费了。燕大还有一部分资金来源于英、美等国的教育文明安排。

燕大董事会推举孔祥熙为校长，司徒雷登为校务长，梅贻宝为署理校长和署理校务长。抉择校园中文名为“成都燕京大学”，英文名为“Yenching University in Chengtu”。

美籍教授包贵思和英国教授赖普吾也回归校园，他们在珍珠港事故时刚好回国度假而未遭日军拘捕。

复校音讯传出，身在沦陷区的燕大师生纷繁冒着风险经过敌伪封锁线，涌入成都。

1942年6月，蔡公期收到老友祝寿嵩的来信，得悉母校复建，立刻从北平奔赴成都。

蔡公期告知《我国新闻周刊》，他到成都时，已有66位燕大老生从北平缓沪港等地赶到，他是复课日前终究一个来签到的。到年底，到校老生已有256人。

华美中学前院的篮球场上堆着几根大树干，预备用以加工宿舍板床。阅览室只要空书架，早到的学生被派到街头巷尾去逛书摊，寻找图书。

限于校舍与资金的规划，在招生数量上有严格控制。依照老生的定见，重生人数不宜超越老生，以便燕大精力的保全和传承。

入学考试在成都和重庆两地举办，报名者超越3000人，远超意料。终究选取230人，注册入学201人。

10月1日，成都燕大举办了开学典礼。梅贻宝说话说：“现在外界对搬到成都的这几所教会大学点评许多，有什么‘洋气’‘神情’‘土气’等等之说。对燕京，人们比较共同的观点是‘正气’！”

第二天，燕大正式复课。这天恰逢美国总统特使温德尔·威尔基来华西坝，向五所基督教大学师生宣告讲演。燕大学生唱着校歌，栾汝甸在前高举着绣有燕大校徽的紫色丝绒旗号，走向华西协和大学。沿途市民纷繁为他们拍手。

梅贻宝为威尔基担任翻译。燕大学生的笑声掌声都比翻译提早一拍，令其他校园的学生注目。

12月8日是校难日，这一天也被定为复校留念日。校园操场旁贴着一副对联：“北雁南飞，此来聊作避秦计；王师北定，改日勿忘入蜀艰。”

“经过磨难的支撑，今身重见光明”

1943年春，国民党“战干团”隐秘招募逃亡学生去西安受训。“战干团”招募的两个来自燕大的学员联络了张澍智。从他们嘴里，她才得知，燕京大学现已在成都复学。

张澍智带着妹妹和表妹，跟七个男生搭伴，一行十人悄然离开了北平。路上，他们被土匪掠夺一空，只好沿街乞讨，又碰到日本兵搜村，在机关枪下走运逃脱，到了西安。“战干团”想留下张澍智姐妹，张澍智想起临走时母亲的吩咐“你们一定要读到大学毕业”，幸亏没有因一念之差成为国民党间谍。

历经艰苦，张澍智总算抵达成都。眼前的成都燕大，和回想中的燕园有大相径庭。简易楼宿舍的楼梯只能容一人经过，踩上去吱吱作响。房间里放了一张上下铺、一张小书桌和一把椅子，就只能侧身进出了。

燕大女部主任建议张澍智去读设有音乐系的金陵女大。金女大条件比燕大好许多，但她仍是第2次挑选了燕大。

华美女中的两层小楼里，散布着六七间教室、一间小型礼堂、一间阅览室。包含阳台和过道在内，一切能用的空间都被改成了工作室。前院有小型女生用篮球场，后院有女生运动场。院里一角搭了一个席棚，是家政系为学生实习而办的托儿所。

停电是粗茶淡饭，没有番笕就用皂荚洗衣服。因为玻璃贵重，男生宿舍只要窗框，连窗纸也没有，“风雨无阻”。大米质量差，吃饭龙蛇混杂。我们对空袭警报和空中回旋扭转的日本飞机逐步习以为常，谈笑仍旧。

这期间，蔡公期肺结核复发，又患上大叶性肺炎。理学院代院长、英国人赖朴吾约请他每天到自己家中早餐，能够吃到黄油面包、牛奶鸡蛋和火腿。赖朴吾的大儿子3岁，小女儿才几个月大，有被感染的风险，但赖朴吾并没考虑这些。蔡公期就这样在他家吃了半年，才把身体滋养好。

1943年12月8日，是复校一周年留念日。

早晨九点钟，留念典礼按时开端。礼堂中摆放着鲜花，放鞭炮，唱国歌。成都燕大首席副董事长张群致辞说：“燕大的南迁，与我国的命运相同，经过磨难的支撑，今身重见光明。”

十点半，男女生宿舍敞开，供宾客观赏。这是从北平燕园时期就有的传统。男女同学平常相互爱慕者，可借机了解意中人的暗地日子。听说，一男生与一女生原本投契，女生观赏时在男生铺盖中发现多双未洗的臭袜子，二人告吹。

“成都文风为之一振”

复校初期，从北平先后抵达成都的原燕大教师约30人。因为师资力气缺少，燕大原本“配偶不得同校供职”的不成文规定被暂时撤销。

燕大还引进了许多名家，如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吴宓、徐中舒、赵人隽、曾远荣等，其间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是中央研讨院院士。燕大将这些特约教授的底薪定为450元，燕大校长和教授的月薪则是360元。

梅贻宝后来回想：“若干闻名大师的到来，非但燕大教师阵型充分可观，成都文风亦且为之一振。”

1943年，陈寅恪一家从香港逃出，曲折来到成都，应聘于燕大。

陈寅恪有“教授之教授”之称。他身体瘦弱，穿一件中式长衫，每次上课都夹着一个蓝布包袱装书。一进教室就先写板书，鳞次栉比写满一大黑板，然后坐下来渐渐讲，到下课铃响，刚好终究一个字讲完。他声响不高，稍带长沙口音，每次讲课必有新内容。在他的课堂上，听课的不仅是燕大学生，还有华西坝其他大学的教师，如金陵大学的讲师程千帆和沈祖，每次必到。

1944年，陈寅恪忽然双目失明，在校园对面的存仁医院住院，学生自发轮番关照，男生值夜班，女生值白班。原本对教会校园心存成见的陈寅恪对梅贻宝说：“未料你们教会校园倒还师道犹存。”晚年梅贻宝回想，这一评语是对他办学的最高奖励。

1943年，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吴宓接到知友陈寅恪的来信，知道他将去燕大任教，所以决计也到成都，“与寅恪、公权同事共学”。

吴宓常身着一领蓝色长衫，手抱一叠书卷，在文庙和陕西街之间来去匆匆。他回想力很强，会十几种外语，是研讨《红楼梦》的专家，能一回一回地背诵，被戏称为“燕园贾宝玉”。张澍智上过吴宓的18世纪英国文学课，对他的英文水平形象极深。

吴宓曾记叙对成都燕大的形象：学生共四百人，三分之二为平津来者，悉操北京语，清脆悦耳；当地极小，然洗刷洁净，地无微尘；学生热心听讲，且整齐而有礼貌。“宓颇羡燕京师生亲洽，作事敏密，及男女外交天然之习尚，为他校所不及。”

五大学共用的试验设备和图书馆都依托华西协和大学，所以商定给图书馆增加灯火等设备，由五大学均摊费用。但改造完结结算时，项目负责人找到梅贻宝请他付出全额，说去图书馆的学生都是燕大的。

每天课间，华西坝上人来人往，行色匆匆。

张澍智选修了最喜爱的家政系室内装潢课，学习颜色调配、插花、家具铺排等等。这是一门很难拿高分的课程。一次考试，她规划的室内装潢计划得了第一名，系主任力荐她转到家政系。但家政系对数理化成果要求很高，张澍智不拿手理科，只好抛弃了转系。

燕大设有礼节类课程，还有专门为女生设置的选修课，教育坐姿、走姿、穿戴。体育课不再是在燕园时的网球、太极拳、篮球和射箭，而是改成了排球、土风舞、垒球、踢踏舞。

新闻系是燕京大学的主力专业。41级新闻系学生钱辛波（燕大肄业时名钱家瑞）选修了华西协和大学的经济学概论、金陵大学的有用心理学、金女大的近代世界史、燕大和齐鲁大学合开的元白诗。

钱辛波回想，有用心理学的第一节课上，教师问一个学生穿的衣服上有几颗扣子，学生没答出来；又问方才上楼时共有多少台阶，也没答出来。日后他上楼梯时，一向习惯性数台阶。

让钱辛波最难忘的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元白诗课，在他看来那是一种精力享用。他不太喜爱记笔记，但听陈寅恪的课恨不能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民主堡垒

抗战后期的燕大，许多团契已全然没有了宗教颜色，变成了年轻人商讨时势之地。有国民党的党团安排，也有共产党领导的左翼安排，还有建议不偏不倚走中心路途的集体。凡此种种，校方从不干涉。每次学生运动、罢课支援、上街游行，都是学生整体评论，表决经过。

“五四”留念会上，华西坝的绿茵场上站满了人，我们围着篝火放声高歌，高举火把，一条火龙围着华西坝游行了一圈。一些怜惜民主运动的外国友人在场外远远地凝视。

在燕大校内，《大公报》《新民报》等民办报纸，以及美国新闻处发布的太平洋战事新闻随处可见。街上也能够买到中共在重庆出书的《新华日报》。谈抗战、论时局是师生间的粗茶淡饭，毫无忌讳。也有一些与抗战精力违和的小道音讯满天飞，比方孔二小姐坐飞机去上海（或香港）买螃蟹之类。

墙报上，各种政治定见、学术定见均可自在宣告。其间，“燕京文摘社”是一个较为急进的安排，以新闻系学生为主，常常传阅一些中共隐秘文件。文摘社办的墙报政治倾向十分杰出，内容多是揭穿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

1944年9月，经过民主选举，燕大前进学生卫永清当选为主席，李中（李慎之）为秘书。从那时起，燕大历届学生自治会领导权都为前进学生所把握。

10月15日，成都跨校际的中共隐秘外围安排“民主青年协会”建立，负责人是与中共重庆办事处有联络的燕大学生王晶尧。

其时，发生了警察局虐待市立中学学生事情。在“民协”领导下，四川迸发学生运动。周恩来盛赞了这次活动，燕京大学由此被誉为成都的“民主堡垒”。

蔡公期是学生运动的全程参加者之一。因为患病，他在北平、成都燕大本科整整读了6年，也因而结交了不同系不同年级的同学，参加了“甘霖”团契等前进社团，后来参加了中共外围安排。1947年，他考取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的研讨生回到北平常，现已是一个革命者。

复员北上

1945年7月初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华西坝上钟声敲响八下，头戴方冠、身着博士黑氅的院长、系主任、教授率领着一群群学生聚集在华西协和大学。五大学的联合毕业典礼在华大赫斐院礼堂举办，男生一概着白色西装，女生着白色旗袍，严肃之极。

受邀而来的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在说话中把五大学称作“Big Five”，比作“五大国”，博得了全场持久的掌声。那时，“二战”挨近结尾，美、苏、英、法、中五大国领导的同盟国对轴心国的战事全胜在望。

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全城欢腾，人们在街上今夜狂欢。燕大“校花”许维馨穿戴用白色窗布改做的裙子，扮成自在女神。

校领导告知我们，司徒雷登已从日本监狱取得自在，要到成都来看望我们。为了迎候他，校园在校门口放了一张约二三尺大的司徒雷登画像，并告知看门的大爷，一看见这个人来就敲锣。

几天后，一片锣声响起，全校师生立刻到教育楼前调集。司徒雷登用中文对师生宣告了说话。劫后重逢，许多人热泪盈眶。

1945年春夏之交，燕大师生开端分批回到北平复校。

1947年，25岁的张澍智大学毕业，到天津一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新我国建立后，在卫生部中医研讨院教授英语多年。

1983年，张澍智自费公派到美国留学，去北京大学图书馆调取学历证明。一位图书管理员把她带到图书馆后边一间寒酸的档案室。窄窄的楼梯吱嘎吱嘎地响，斗室内结着蛛网，尘埃飞扬。但他只用了五分钟，就找出了张澍智的成果总表原件。上面清楚标明晰她在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四年期间每门功课的学习成果和总平均分数。成果表用毛笔书写，一笔蝇头小楷，笔迹整齐漂亮，令人敬畏。她因而取得了美国大学供给的全额奖学金。

1991年是燕大41级入学50周年，校友会修改了留念刊，钱辛波是主编之一。钱辛波之子、后来出任《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修改的钱江帮忙父亲修改校审了一切文稿。也是从那时起，他开端完整地了解父辈的燕大韶光。

“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代表团中就有7名燕大人，其间谭文瑞、彭迪、李慎之、卫永清都来自成都燕大，从一个旁边面说明晰成都燕大的战时教育奉献。其时的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韩叙也是同期燕大人。”钱江告知《我国新闻周刊》。

2008年，钱辛波逝世。逝世前，他给燕大同学留下了一封离别书：“即将别去，回忆终身，我一直铭记了母校的校训‘因真理得自在以服务’，我为自己作为一个燕京人而感到自豪。”

现在，97岁的张澍智单独居住在北京香山一家养老院里，每天在房间里演奏赞美诗钢琴曲，坚持为每一个她关怀的人做祷告。偶然，她会想打电话给燕大时期的老姐妹，现在终究一位能接她电话的陶凤娟也现已失聪了。

接受完《我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她弹了一首钢琴曲，一手拉着记者，一手拉着养老院工作人员，闭上眼睛，做了一场祷告后，说：“愿主保佑你们。”